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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逮捕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2020-11-16 10:22:41   来源:   点击:

夏小燕*

内容摘要】:尽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得到立法确认,但在审查逮捕阶段是否适用仍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审查逮捕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不仅具有实践基础和法律依据,也符合刑事诉讼法基本原理,但在适用中,仍应当注意与辩诉交易的区分、如何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真实性以及实现维护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合法权益有机统一等问题,并对审查逮捕阶段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几点意见,以期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制、审查逮捕、检察机关

2018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立法的形式正式确认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着重在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环节具体化。尽管《刑事诉讼法》总则第十五条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仍有部分学者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审查逮捕阶段的适用提出质疑。本文将从认罪认罚制度的历史沿革、内涵、审查逮捕阶段适用认罪认罚的依据、应当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适用等方面提进行探讨。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述

(一)历史沿革

认罪认罚制度起源于古代“自首制度”,历经近代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并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得到进一步发展。2003 年“两高一部”颁布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若干意见(试行)》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认罪”的概念。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为贯彻落实认罪从宽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两高”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进一步简化了认罪案件的相关诉讼程序。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6年7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8各城市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试点以来,该制度在依法及时惩治犯罪、强化人权保障、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繁简分流、提升诉讼质量效率、完善多层次刑事诉讼程序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正案中得到立法上的确认。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部分人认为“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了被指控的行为事实,并在后续的协商过程中达成了承认罪行指控的协议;“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的基础上自愿接受所认之罪在实体法上带来的刑罚后果,包括统一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并达成协议,同意退赃退赔和简化诉讼程序。这一观点仅站在起诉和审判环节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然具有局限性。纵观《刑事诉讼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笔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并在认罪的基础上自愿接受认罪所带来的刑罚处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在强制措施、刑罚上对其从宽、程序上从速从简处理的制度。

二、审查逮捕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依据

《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仍有人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只能适用于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再审和死刑复核程序)而不应扩展至侦查阶段。他们认为侦查阶段只存在认罪问题,不存在认罚问题,且侦查阶段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等,认罪认罚缺乏基础,如在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口供情节”影响下,可能忽略或者放弃证据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早摆脱牢狱之灾而违心认罪,易导致冤假错案。笔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应当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包括侦查阶段。审查逮捕阶段作为侦查阶段的重要环节,理当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审查逮捕阶段符合刑事诉讼法基本原理

刑事诉讼是由公、检、法、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等诉讼主体共同参与,并由侦查、起诉、审判等多个诉讼环节组成的。犯罪嫌疑人从犯罪之日起,就可能考虑走认罪认罚之路,主要表现为自首、坦白、如实供述、自愿接受司法机关处罚、积极退赃退赔等,因此,部分案件在侦查环节就可能出现认罪认罚情况,那么侦查机关就应当对认罪认罚情况作出相应评价。如果将审查起诉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起点,将侦查阶段,包括审查逮捕阶段排除在外,并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

(二)认罪认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审查逮捕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实践基础。

认罪是认罚的的前提,二者紧密相连,共同成为从宽处理的基础。“认罪”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以及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其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毋庸置疑,争议较大的是“认罚”。有人认为“认罚”建立在量刑建议基础上,侦查阶段定罪量刑证据尚未被固定,不可能存在量刑建议让犯罪嫌疑人“认”。诚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能提出从宽处理的量刑建议,但可以告知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能够得出如果认罪认罚,其所判处的刑罚相较不认罪认罚轻的预期,进而对这种预期的刑罚予以认可,并通过积极认罪悔过、退赃退赔、争取被害人及其家属谅解等方式表现出来。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检察机关将这种预期以量刑建议的方式明确化,并通过法院采纳量刑建议而实质化。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后,对“罚”的预期随着诉讼进程逐渐明晰,“认罚”的内容也从抽象逐渐具体。因此并不是说在侦查阶段只有“认罪”,而无“认罚”。相反,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赋予侦查机关及检察机关相应决定权,有利于侦查机关快速查明案件事实并作出相应处理,如采取恰当的强制措施,选择正确的诉讼程序等,也有利于检察机关根据认罪认罚情况准确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进而作出是否批准逮捕决定,从而有效推动刑事诉讼进程,及时恢复被侵害的法益。实践证明,认罪认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审查逮捕阶段也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审查逮捕阶段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总则第十五条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体系解释,总则与分则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总则统领分则、指导分则,分则是总则原理、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分则的是以诉讼进程为序编撰的,因此,总则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理当适用于分则中所规定的各个诉讼环节,包括审查逮捕阶段。

尽管在分则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体现在审查起诉、审判环节,但在侦查阶段,包括审查逮捕阶段亦有体现。如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后,“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应当记录在案,随案移送并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有关情况。”审查逮捕阶段,《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更是明确规定“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审查逮捕阶段并不是于法无据。

三、审查逮捕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前文中,部分人对侦查阶段阶段适用认罪认罚易导致冤家错案的担忧虽不能成为不适用认罪认罚的根本原因,但却不无道理,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自己罪行的自愿性与真实性,以及确保供述罪行与指控犯罪事实一致性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在审查逮捕阶段,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同于辩诉交易制度

诉讼程序初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罚的预期要与法院最终判决之“罚”有效对接,并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可,需要由承上启下的检察机关在控辩协商的基础上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因此控辩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环节,我国的控辩协商虽然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但与其有本质的不同。首先,控辩协商是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之上,而辩诉交易制度可以适用于证据不充分的案件。其次,控辩协商只能对量刑和是否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等进行协商,而不能对罪名、罪数等进行协商。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控辩协商制度有所不同,侦查阶段(包括审查逮捕阶段)也不能适用控辩协商制度,但却具有内在一致性,侦查阶段,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认罚与从宽之间也存在博弈过程,有所不同的是侦查阶段,对“罚”以及“从宽”的预期较为原则抽象,而审查起诉阶段,由于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检察机关可以对“罚”、“从宽”提出较为具体明确的量刑建议。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仅限于控辩协商,在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为控辩协商收集充分证据并做好准备工作。在审查逮捕阶段,对犯罪嫌疑人、因认罪认罚从宽而适用不批准逮捕决定也应当在不违背控辩协商制度相关原则基础上进行。在证明标准上,虽然不要求达到审查起诉阶段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必须“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什么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也就是说应当采用优势证据标准,也即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证据应当优于相反证据,否者就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二)如何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与指控的犯罪事实相一致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首先必须满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这一基本条件。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事实和指控的事实可能存在矛盾,如何使供述的犯罪事实与指控的犯罪事实取得一致性,并保证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是司法人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进程中必须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一般来说,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控的事实真实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事实并不真实,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充分证据(审查逮捕阶段,达到优势证据即可)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即可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行,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第二种情况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指控的犯罪事实不真实,进而导致二者的不一致。审查逮捕阶段,通常表现为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当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同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继续补充侦查。第三种情况是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了犯罪事实,并于指控犯罪事实一致,但证据系因工作人员通过引诱、胁迫、刑讯逼供等手段取得的,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通过非法手段取得,并不能补正的证据予以排除。

认罪认罚是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过的重要表现,也是审查逮捕阶段考量社会危险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介于上述三种情况,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我们均要以案卷为基础,综合审查各类证据材料,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否与证人证言、物证、书证或者同案犯的供述是否一致,对不一致的地方要着重审查,分析原因。同时,还应将录音录像资料与笔录结合审查,核实笔录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否一致,仔细核查犯罪嫌疑人做出的供述是否真实自然。

(三)对“认罚”的认定,既要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又要充分考虑客观不能

尊重和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修护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效果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审查逮捕阶段,《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明确将认罪认罚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但没有赔礼道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未能与被害人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取得谅解的,检察机关在考虑如何从宽时要有所区别”。笔者认为,在审查逮捕阶段,退赃退赔、赔偿损失是犯罪嫌疑人认罚的具体体现,但实践中,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客观不能的情形。部分被害人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后,怨气很大或者处于其他目的,漫天要价,提出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要求,犯罪嫌疑人客观上不能满足的,不应当作出否定犯罪嫌疑人“认罚”的认定。

四、认罪认罚在审查逮捕阶段的适用

(一)犯罪嫌疑人有权知悉认罪认罚从宽的性质及法律后果

   尽管《刑事诉讼法》仅在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将认罪认罚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并未对审查逮捕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出具体规定,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相配套的《刑事诉讼规则》也尚未修订。但正如前文所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进程,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犯罪嫌疑人对此应当具有知悉权。因此,审查逮捕阶段,讯问时,应当通过权利义务告知书或者口头将认罪认罚从宽的性质及法律后果告知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已经认罪认罚的,案件承办人还应当亲自讯问并结合已有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犯罪嫌疑人没有认罪认罪的,要对犯罪嫌疑人宣讲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政策,对突然认罪的,应当查明改变供述的原因,确保认罪的真实性和自愿性。

(二)检察机关应当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

是否应当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刑事诉讼法》也未作出规定,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之日起,较庞大的司法机相对弱势,为构建攻防平衡的诉讼体系,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适当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的实力显得尤为必要。且检察机关作出的是否批准逮捕决定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切身利益,犯罪嫌疑人聘请辩护律师或者已经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的,检察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没有辩护律师的,检察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听取值班律师的意见。《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对值班律师的职责权限作出了规定,其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四十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案卷材料。相较辩护律师,值班律师的职责权限相对较小。值班律师要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必须以了解案情为基础。笔者认为,在审查逮捕阶段,为保障侦查活动顺利进行,不宜赋予值班律师过大职权。犯罪嫌疑人约见值班律师的,值班律师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退赃退赔、是否取得被害人等影响社会危险性的情况。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后,应当就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较大社会危险性听取值班律师意见。

(三)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应当快速移送审查起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之一就是快速化解矛盾纠纷,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犯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检察机关应当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虽然《刑事诉讼法》未对审查逮捕阶段快速移送审查起诉机制作出规定,但快速移送审查起诉机制对于提高诉讼效率和办案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也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届的广泛认同。当前,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实行捕诉一体化办案模式,更为快速移送审查起诉机制的实施提供了便利。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但可能有同案犯在逃,可能影响诉讼顺利进行或者犯罪嫌疑人有吸毒、赌博恶行等其他社会危险性较大情形的,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认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但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否被逮捕,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后,均不因此而在量刑上有所区别,只要犯罪嫌疑人自愿真实的认罪认罚,司法机关均应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对其从宽。因此,在审查逮捕阶段,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检察机关作出决定后,应当建议公安机关启动快速移送审查起诉机制,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将案件快速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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