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拐杖情缘
讲述人：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申安树
毛泽东一生热爱山水，工作之余，登山是他的一大爱好。拐杖，成为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他对拐杖没有什么讲究，不管木制的还是竹制的，只要合用就行。在众多拐杖中，他特别喜欢一根竹拐杖，这根拐杖来自杭州丁家山。
毛泽东喜欢杭州，称杭州为第二故乡，生前先后40多次来杭州。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登丁家山，上山前，随行人员没有带拐杖，就到附近农家砍了一根竹子，简单处理了一下，当作拐杖，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散发着清新竹香的拐杖上山。途中，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了，郑重地问工作人员：“这根竹子有没有付钱？”工作人员回答说：“老乡本来不收钱，但我们还是付了。”毛泽东很高兴，赞扬工作人员做得对。毛泽东对这根拐杖喜爱有加，上山后吩咐工作人员不要丢掉，要带回北京去。
后来，无论是在中南海散步，还是外出视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根未经雕琢的拐杖。作为国家领导人，也曾有人给毛泽东送精致的拐杖，但是他却从不留用。对于从野外带回来的这根竹拐杖，他却敝帚自珍，视为珍宝。
有一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考察，随身带着的就是在杭州丁家山上用过的竹拐杖。其间，越南主席胡志明来中国访问，到长沙拜见毛泽东。毛泽东与胡志明交情很深，两人相见甚欢。有一天散步时，胡志明突然向毛泽东提出交换拐杖，以资纪念。毛泽东看了看胡志明手中精致的拐杖，扬起自己手中的竹拐杖，风趣地说：“就这根打狗棍跟你换？换不得，你的太漂亮了。”胡志明拗不过毛泽东，只好带着遗憾回去了。
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毛泽东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其时，他肺炎初愈，身体虚弱。卫士们考虑到他行军困难，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可他坚决不坐，非与大家一起徒步行军。毛泽东不坐担架，这让大家很伤脑筋。警卫员孙振国找了根柳木棍，送给毛泽东说：“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毛泽东拄着木棍，试走了几步，很是满意。此后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木棍转战陕北。
晚年，毛泽东的登山爱好没有改变，但他有一个原则即上山不坐轿。有一次，毛泽东邀张治中同乘专列外出考察。火车到了安徽，张治中建议毛泽东上黄山看一看，毛泽东心有所动，但是，当他得知不能开车上山，只能坐轿登山时，就毅然放弃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坐轿”。
很多人对毛泽东不坐担架、不坐轿子感到不解，对此，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坐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毛泽东不能坐!”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翻译的故事
讲述人：政治部一级科员 金铭铭
1920年早春，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简陋的柴屋中，陈望道用木板和凳子支起简易的书桌。两部词典占据了书桌大部分位置。此后的几个月，他把自己封闭在这里，时而奋笔疾书，时而蹙眉深思，时而字斟句酌。
这天，母亲送来粽子，还特地加了一碟红糖。红糖有御寒的作用，她特别嘱咐陈望道，吃粽子要蘸红糖。陈望道一边应着，一边把粽子蘸着墨水，当作红糖吃下去了。墨水和红糖的味道当然不一样，然而，完全沉浸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陈望道，竟全然品味不出两者的差异。直到母亲察觉，陈望道才解释道，真理的味道是很甜的。
4月底，陈望道刻苦译好的《共产党宣言》被带到了上海。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了。翌年8月，《共产党宣言》传到了济南，传到了刘雨辉手中。1926年春节，刘雨辉把这本书带回故乡滨州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并亲手交给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鲁北平原上的刘集支部，是山东省乃至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刘雨辉指着封面上的“大胡子”说，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即马克思），他和一个叫安格尔斯（即恩格斯）的人一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都该学一学，会让我们知道今后该走的路。
精通语言学的陈望道，在翻译时努力做到通俗简练，他通篇用白话文翻译，但是，对于仅读过两年私塾的刘良才而言，“大胡子”笔下的道理还是令他不能迅速吃透。不过，想到这是一本从党的一大带回来的书，想到这是一本省城党员叮嘱能够知道今后该走的路的书，刘良才还是坚持啃下来了。此后的三个冬春，他带领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自己小院的北屋中，反反复复地读，努力把书中艰深的道理转化为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更多不知路在何方的中国农民听。
慢慢地，刘集村的党员渐渐懂得了“大胡子”的话，他们从中学到了反抗，学到了斗争，学到了解放。1928年，刘良才发动了打击地主豪绅的革命斗争。斗争胜利了，刘良才却暴露了。他因此无法在当地开展工作。1931年2月，山东省委安排刘良才担任潍县县委书记。
远赴潍县前，刘良才最放心不下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他预料到自己可能被捕。刘良才反复考虑，决定将其留在本村支部。他亲手把这本书交给刘集村支部委员刘考文，郑重地嘱托他：“你要好好保存这本书，你要把它视为自己的生命，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 他还说了一句令刘考文终生难忘的话：“生为《共产党宣言》生，死也为它死。”
1932年8月，广饶西邻的博兴县农民暴动被镇压。机警的刘考文敏锐地从博兴的局势预判敌人可能要镇压广饶县，他感到自己目标太明显，一旦敌人对刘集村动手，自己必定是敌人首先下手的对象。他想到了同村的党员刘世厚，刘世厚平日里行事低调谨慎，忠厚老实，在农民堆里，一点都不扎眼。就像当年刘良才把书交给刘考文一样，刘考文再次把书交给了刘世厚。一切都如当年的交接一样郑重和沉重。刘考文对刘世厚几乎说了同样的话：“这本书务必保存好，它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
就这样，这本《共产党宣言》又一次完成了转移。刘考文不久就被捕了。因叛徒出卖，刘良才也在潍县英勇就义了。
刘世厚把这本书用蓝布包好，放在一个小匣子里。此后的30年间，他精心保管着这本书。他经常会像捧着宝贝一样端详一番，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刘良才和刘考文的嘱托。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期间见到陈望道，充满期待地问：“《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那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陈望道遗憾地摇了摇头。就在这一年，广饶县征集革命文物，84岁的刘世厚将保存了43年的《共产党宣言》交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这正是陈望道翻译的本子。
文字丨申安树、金铭铭
图片丨政治部
编辑丨政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