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拐杖情缘
讲述人: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申安树
毛泽东一生热爱山水,工作之余,登山是他的一大爱好。拐杖,成为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他对拐杖没有什么讲究,不管木制的还是竹制的,只要合用就行。在众多拐杖中,他特别喜欢一根竹拐杖,这根拐杖来自杭州丁家山。
毛泽东喜欢杭州,称杭州为第二故乡,生前先后40多次来杭州。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登丁家山,上山前,随行人员没有带拐杖,就到附近农家砍了一根竹子,简单处理了一下,当作拐杖,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散发着清新竹香的拐杖上山。途中,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了,郑重地问工作人员:“这根竹子有没有付钱?”工作人员回答说:“老乡本来不收钱,但我们还是付了。”毛泽东很高兴,赞扬工作人员做得对。毛泽东对这根拐杖喜爱有加,上山后吩咐工作人员不要丢掉,要带回北京去。
后来,无论是在中南海散步,还是外出视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根未经雕琢的拐杖。作为国家领导人,也曾有人给毛泽东送精致的拐杖,但是他却从不留用。对于从野外带回来的这根竹拐杖,他却敝帚自珍,视为珍宝。
有一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考察,随身带着的就是在杭州丁家山上用过的竹拐杖。其间,越南主席胡志明来中国访问,到长沙拜见毛泽东。毛泽东与胡志明交情很深,两人相见甚欢。有一天散步时,胡志明突然向毛泽东提出交换拐杖,以资纪念。毛泽东看了看胡志明手中精致的拐杖,扬起自己手中的竹拐杖,风趣地说:“就这根打狗棍跟你换?换不得,你的太漂亮了。”胡志明拗不过毛泽东,只好带着遗憾回去了。
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毛泽东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其时,他肺炎初愈,身体虚弱。卫士们考虑到他行军困难,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可他坚决不坐,非与大家一起徒步行军。毛泽东不坐担架,这让大家很伤脑筋。警卫员孙振国找了根柳木棍,送给毛泽东说:“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毛泽东拄着木棍,试走了几步,很是满意。此后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木棍转战陕北。
晚年,毛泽东的登山爱好没有改变,但他有一个原则即上山不坐轿。有一次,毛泽东邀张治中同乘专列外出考察。火车到了安徽,张治中建议毛泽东上黄山看一看,毛泽东心有所动,但是,当他得知不能开车上山,只能坐轿登山时,就毅然放弃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坐轿”。
很多人对毛泽东不坐担架、不坐轿子感到不解,对此,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坐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毛泽东不能坐!”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翻译的故事
讲述人:政治部一级科员 金铭铭
1920年早春,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简陋的柴屋中,陈望道用木板和凳子支起简易的书桌。两部词典占据了书桌大部分位置。此后的几个月,他把自己封闭在这里,时而奋笔疾书,时而蹙眉深思,时而字斟句酌。
这天,母亲送来粽子,还特地加了一碟红糖。红糖有御寒的作用,她特别嘱咐陈望道,吃粽子要蘸红糖。陈望道一边应着,一边把粽子蘸着墨水,当作红糖吃下去了。墨水和红糖的味道当然不一样,然而,完全沉浸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陈望道,竟全然品味不出两者的差异。直到母亲察觉,陈望道才解释道,真理的味道是很甜的。
4月底,陈望道刻苦译好的《共产党宣言》被带到了上海。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了。翌年8月,《共产党宣言》传到了济南,传到了刘雨辉手中。1926年春节,刘雨辉把这本书带回故乡滨州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并亲手交给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鲁北平原上的刘集支部,是山东省乃至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刘雨辉指着封面上的“大胡子”说,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即马克思),他和一个叫安格尔斯(即恩格斯)的人一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都该学一学,会让我们知道今后该走的路。
精通语言学的陈望道,在翻译时努力做到通俗简练,他通篇用白话文翻译,但是,对于仅读过两年私塾的刘良才而言,“大胡子”笔下的道理还是令他不能迅速吃透。不过,想到这是一本从党的一大带回来的书,想到这是一本省城党员叮嘱能够知道今后该走的路的书,刘良才还是坚持啃下来了。此后的三个冬春,他带领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自己小院的北屋中,反反复复地读,努力把书中艰深的道理转化为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更多不知路在何方的中国农民听。
慢慢地,刘集村的党员渐渐懂得了“大胡子”的话,他们从中学到了反抗,学到了斗争,学到了解放。1928年,刘良才发动了打击地主豪绅的革命斗争。斗争胜利了,刘良才却暴露了。他因此无法在当地开展工作。1931年2月,山东省委安排刘良才担任潍县县委书记。
远赴潍县前,刘良才最放心不下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他预料到自己可能被捕。刘良才反复考虑,决定将其留在本村支部。他亲手把这本书交给刘集村支部委员刘考文,郑重地嘱托他:“你要好好保存这本书,你要把它视为自己的生命,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 他还说了一句令刘考文终生难忘的话:“生为《共产党宣言》生,死也为它死。”
1932年8月,广饶西邻的博兴县农民暴动被镇压。机警的刘考文敏锐地从博兴的局势预判敌人可能要镇压广饶县,他感到自己目标太明显,一旦敌人对刘集村动手,自己必定是敌人首先下手的对象。他想到了同村的党员刘世厚,刘世厚平日里行事低调谨慎,忠厚老实,在农民堆里,一点都不扎眼。就像当年刘良才把书交给刘考文一样,刘考文再次把书交给了刘世厚。一切都如当年的交接一样郑重和沉重。刘考文对刘世厚几乎说了同样的话:“这本书务必保存好,它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
就这样,这本《共产党宣言》又一次完成了转移。刘考文不久就被捕了。因叛徒出卖,刘良才也在潍县英勇就义了。
刘世厚把这本书用蓝布包好,放在一个小匣子里。此后的30年间,他精心保管着这本书。他经常会像捧着宝贝一样端详一番,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刘良才和刘考文的嘱托。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期间见到陈望道,充满期待地问:“《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那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陈望道遗憾地摇了摇头。就在这一年,广饶县征集革命文物,84岁的刘世厚将保存了43年的《共产党宣言》交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这正是陈望道翻译的本子。
文字丨申安树、金铭铭
图片丨政治部
编辑丨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