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民主
讲述人：办公室副主任 苟战丽
“民主”这个词，边区的老百姓曾经很陌生，共产党到了延安以后，渐渐不陌生了。
初到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山塬绵延、物质匮乏、文盲众多和卫生条件非常差的艰难状况。但是这种艰难困苦没有阻挡共产党发展民主、追求光明的脚步。
1937年5月，边区政府通过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在大西北破天荒地制定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原则。
1937年、1941年、1945年，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过三次大规模选举，进行了“三三制”政权建设，开展了普遍、平等、无记名的差额选举，探索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投票方式：投豆法、烧洞法、背箱法……连很少出远门的小脚老太太，都被热火朝天的选举形式所吸引，她们骑着毛驴翻山越岭，不辞辛苦参加选举。甚至“一些小脚妇女、老太婆都觉得非到会不可”。
参加选举的老百姓说：“一颗豆，顶一颗豆的事。”“事情真不同了，咱们也有权利，也能干事，同别人平等了。”地主和士绅说：“以前以为革命不要咱们这号人，今天咱也能管政权。”
1946年，《新华日报》介绍了延安别开生面的选举：由候选人坐在晒场上，每人背后摆一个罐或碗，因事不能到会的候选人仍然给他们空出位子，位子后摆上碗，每只碗上都贴着候选人的名字，碗口都用纸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上把豆子投进去，选民每人按应选出的人数发豆子数粒。
由于乡级的选举中候选人不多，所以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颗，代表张某某；黄豆一颗，代表李某某；玉米一颗，代表赵某某等，另外每个选民再发给小纸一张，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豆子用纸包上，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无记名投票。
除了投豆法，票选法也别具一格，方法很土，但符合实际，很管用。比如红绿票，发给投票人额定的红绿票，投票人对每个候选人只能投一种颜色的票，红票意味着同意，绿票意味着反对。候选人背对投票者坐在台前。
1939年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刊登了老百姓选举时的盛况：选民对于选举什么人的问题，更是非常的关心与慎重的。这表现在当候选名单公布以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
人民第一次有权决定管理他们事务的领导人。他们开始懂得了民主的含义，今后他们的公共事务要由他们自己来安排。他们思考着，担心着，最后极其认真地投了一票，认识到这种新权利的重要性。
延安的民主，就如《解放区的天》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遵义会议背后的故事
讲述人：综合业务部一级科员 肖钧尹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大家熟知的史实。而老一辈革命家们在历史转折的背后，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耿飚曾谈到党史界前所未闻的一个细节：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后继续向西前进，当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县境，在一片茂密的橘树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
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稼祥问，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当天晚上，这个消息在红军几位主要将领中不胫而走，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据考证，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黄平的时间，是1934年12月20日。耿飚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长征中很多重要战役，四团都是前卫团。张闻天、王稼祥橘林谈话情况是强渡乌江前，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分别告诉他的。
长征途中，红军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一些曾支持“左”倾观点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正是在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支持下，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才被大家采纳，从而否定了最高“三人团”决定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这时周恩来已开始站在毛泽东、张闻天一边，而博古、李德并不愿放弃原定计划。他俩的主导思想是，只有到了湘西根据地，放下包袱才好打仗。部队虽然暂时脱离了蒋介石设置的罗网，向西进军了，但博古、李德仍随时随刻想着如何返回湘西。
因此，今后党和红军的前途仍充满着各种变数和凶险，稍有闪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只要博古、李德继续拥有军事指挥权，错误就很难避免。
于是张闻天开始考虑更换军事领导人的问题，他和王稼祥的橘林谈话，就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想法。这也是有20多人参加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由来。
怎样才能更换军事领导人呢？“张王橘谈”传开后，红军高级将领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商谈后一致认为，为了让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必须认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丢掉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教训，才能使党和红军的高层认识到，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继续指挥下去了。并由张闻天起草一份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提纲，到遵义后提交给会议讨论。毛、张、王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同意把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作为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部驻地举行。
博古虽对增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教训的议题而未与他商量很不情愿，但还是服从常委决定，在参谋人员协助下，起草了一个初步总结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但最后还是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周恩来与作战局的同志加班加点地完成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接着张闻天作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使会议在讨论发言之前，有了正确的导向，从而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
在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等相继作了重要发言后，整个会议形成了批评博、李错误“一边倒”的局面。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更换军事领导人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会议最后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恢复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不久，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德从此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
文字丨苟战丽、肖钧尹
图片丨政治部
编辑丨政治部
